原告诉称

原告周某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和吴某峰在2010年7月3日书写的买卖合同无效；2、判决二被告将北京市通州区一号腾退给原告；3、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二被告是夫妻，原告同被告吴某刚的哥哥吴某峰存在过婚姻关系。在原告与吴某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单位分配给原告一套内部职工集资的楼房，即北京市通州区一号。基于亲戚关系，2010年7月3日，原告和前夫吴某峰商议让二被告替原告出资620689元购买北京市通州区一号。2010年5月31日付款50万元，后又给付尾款120689元。

房屋暂由其居住使用，如果日后当原告收回房屋时，原告将连本带息返还给二被告。在2018年10月份，原告同吴某峰协议离婚。离婚后，原告找二被告协商楼房腾退之事，但二被告提出无理要求并拒绝腾房。基于此，原告在与二被告协商未果的情况下，特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

被告吴某刚、秦某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求请求，请求法院全部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就不存在买卖合同无效的问题。双方属于借名买房关系，涉案房屋的房款、物业费、装修费、停车费、暖气费等各种费用均由被告支付。涉案房屋也是被告进行验房收房，且已自2011年居住至今。原告不存在单位分配给原告住房的事实，被告支付50万元房款时原告只是享有购房的资格，此时原告并不具有房屋的所有权以及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此时房屋并没有建成。双方也不存在被告替出资620689元的事实，该款项是购房款由被告以原告的名义直接向开发商或者单位支付的，双方并不存在出资关系。房屋暂时还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原告并非房屋产权人，无权要求被告退房。

第三人吴某峰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求，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求，我认为合同有效，因为当时原告签字也按手印了。对于原告的第二项诉求我方不同意，我认为涉案房屋应当是谁出资是谁的。

 

法院查明

原告周某芬与第三人吴某峰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8年10月31日协议离婚。被告吴某刚系第三人吴某峰之妹，被告秦某英与吴某刚系夫妻关系。

原告周某芬系北京市F公司员工。2009年，该单位组织内部职工集资建房，原告周某芬符合申购条件。2010年5月15日，被告吴某刚、秦某英向原告周某芬银行卡中转账50万元。2010年5月31日，该笔50万元作为集资建房首期房款由周某芬支付给北京市F公司。2010年7月31日，原告周某芬及第三人吴某峰出具《买房合同》一份，载明：秦某英、吴某刚于2010年5月15日在银行交了伍拾万元预付款，购买周某芬在F公司分的一套集资建房。通州区一号。如果卖方悔约，周某芬、吴某峰立即返还秦某英、吴某刚购房预付款现金伍拾万元及利息。如果此房变大产权时，卖方协助买方办理相关手续。

2011年4月，涉案房屋交付，被告秦某英、吴某刚接收房屋，同时，二被告将购房尾款120689元转入原告周某芬银行卡中，由北京市F公司划转。被告秦某英、吴某刚接收房屋后随即装修入住至今，期间发生的物业费、供暖费、车位费等由二被告交纳。另查，原告周某芬并未与其单位北京市F公司签订关于集资建房的书面协议。

2018年10月31日，原告周某芬与第三人吴某峰签署《离婚协议书》一份，对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负担进行了约定，但其中并未涉及本案房屋。

本案中，原告周某芬主张其与二被告成立房屋买卖关系，系其将案涉房屋出售给二被告，现因单位禁止将房屋对外出售，故主张2010年7月31日的《买房合同》无效并要求二被告返还房屋。为证实己方主张，原告提交F公司2011年6月22日出具的《关于禁租禁售的通知》，载明：“……一、严禁出售住房。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住房的，由市局（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回购……违反以上规定的，物业公司将停止一切物业服务。仍不纠正的，由物业公司上报市局（公司）按相关规定处理。”

二被告认为，双方系借名买房而非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单位内部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存在《买房合同》无效的情形。庭审中，本院向原告释明，如果经审查合同并非无效，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原告答复坚持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周某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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