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

事实与理由：赵某娟与郭某涛于1953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分别名郭某杰、郭某坤、郭某霞、郭某莉。郭某浩系郭某杰之子。郭某涛于2005年3月23日去世，郭某莉于2017年8月去世，生前离异，育有一女即周某佳。安置形式可以选择购买或者租住，郭某涛与赵某娟选择暂时租住在分配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以下称一号房屋）。郭某涛去世后赵某娟一直居住在一号房屋内。2014年4月16日赵某娟与北京F公司签订了《房改售房合同》，约定由赵某娟按照37557.68元的价格购买一号房屋。

购房后二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赠与协议》，约定赵某娟将一号房屋赠与郭某浩，并于当日办理了过户。三原告认为，一号房屋为郭某涛和赵某娟基于北京市朝阳区S号房屋（以下称S号房屋）拆迁取得的承租权和后来的购买权，安置人为赵某娟和郭某涛，购买一号房屋时使用赵某娟工龄13年，郭某涛工龄26年，郭某涛对该房屋享有权益，郭某涛去世后其子女应予以继承，赵某娟将房屋赠与郭某浩之时并未通知其他法定继承人，该赠与协议应被依法确认无效。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

二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的亲属关系属实。被拆迁房屋按照拆迁协议显示应为北京市朝阳区B号房屋（以下称B号房屋），被拆迁人是赵某娟，由赵某娟签订的拆迁协议，郭某涛只是安置人之一。一号房屋是拆迁安置所获得的公房，郭某涛去世后赵某娟购买了该房屋，购房时并未使用郭某涛的工龄，一号房屋属于赵某娟个人财产，赵某娟处置个人财产符合法律规定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及恶意串通的情况。即使用了工龄，工龄只是财产性权利，不代表一号房屋有郭某涛的份额。工龄利益可另案解决。

 

法院查明

赵某娟与郭某涛原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分别名郭某杰、郭某坤、郭某霞、郭某莉。郭某浩系郭某杰之子。郭某涛于2005年3月23日去世。郭某莉与王文斌原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女即周某佳，2015年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郭某莉于2017年8月16日去世。

1984年3月16日，S号房屋登记在郭某涛名下。

1992年10月29日，赵某娟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北京F公司（以下称F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为B号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贰间，建筑面积22.4平方米，有正式户口两人，应安置人口贰人，为赵某娟与郭某涛，获得的安置房为一号房屋，面积46.82平方米。

三原告提交1992年10月29日《旧房改造个人交纳租赁保证金协议书》，其上记载：危房改造，住户赵某娟原住S号，居住正式房屋贰间，家庭共有贰口人。二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B号房屋与S号房屋并非同一房屋。

审理中，二被告申请调查取证，调取B号房屋和S号房屋的产权登记档案材料，法院开具调查令后，二被告只调回S号房屋的档案材料，并未调回B号房屋的档案登记材料。经询，赵某娟表示年岁大了，记不清B号房屋的情况。

2014年4月16日，赵某娟与F公司签订《房改售房合同》，约定赵某娟以37557.68元购买一号房屋。2015年4月15日，赵某娟领取一号房屋的房屋权属证书。2015年6月29日，二被告签订《赠与协议》，约定赵某娟将一号房屋赠与郭某浩个人所有。同日，一号房屋登记至郭某浩名下。

审理中，本院调取了三原告起诉赵某娟、F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2021年6月16日庭审笔录，F公司当庭陈述赵某娟购买一号房屋时，使用了赵某娟13年工龄、郭某涛26年工龄。双方均认可该笔录的真实性。

 

裁判结果

一、被告赵某娟与被告郭某浩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签订的《赠与协议》中涉及处分郭某涛工龄优惠对应的财产性价值部分无效；

二、驳回原告郭某霞、原告郭某坤、原告周某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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