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孙某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孙某鑫与A公司签订的《房源确认表》；2.A公司返还孙某鑫购房款4836331元；3.A公司支付孙某鑫利息；4.诉讼费由A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孙某鑫就购买金府大院房屋与A公司达成合意，并于2018年10月27日签订《房源确认表》，载明：“.....预计总房款12701401元......付款周期为：1.签订本确认单当日缴纳总房款18%房款，人民币2200000元整；2.2018年10月31日前缴纳总房款15%房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3.2018年11月5日前缴纳总房款的7%，人民币636331元；4.其他约定：享受95折团购优惠，折后总价12066331元......

孙某鑫于2018年10月27日向北京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支付2200000元，于2018年10月31日向B公司支付2000000元，于2018年11月5日向B公司支付636331元。现A公司告知孙某鑫无法按照承诺的价格向孙某鑫销售房屋。

 

被告辩称

A公司辩称，不同意孙某鑫的诉讼请求。《房源确认表》无A公司盖章，故双方并未成立合同关系。孙某鑫要求解除合同并非A公司的行为导致，故不同意返还购房款及支付利息。

 

法院查明

孙某鑫向本院提交《房源确认表》，载明：“......预计总房款12701401元......付款周期为：1.签订本确认单当日（此处上方注明18.10.27）缴纳总房款18%房款，人民币2200000元整；2.2018年10月31日前缴纳总房款15%房款，人民币2000000元整；3.2018年11月5日前缴纳总房款的7%，人民币636331元；4.其他约定：享受95折团购优惠，折后总价12066331元......”孙某鑫在客户确认处签字，赵某宣在客户经理确认处签字，吴某兰在销售经理确认处签字，另有人员在销售主管确认、客服确认、财务确认处签字。

吴某兰作为经办人于2018年11月5日向孙某鑫出具《证明》，载明：“我司于2018年10月31日收款孙某鑫贰佰万元整（2000000），因财务问题改了发票专用章，现需要更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在更换之前，贰佰万元收据有效。我司于2018年11月5日收款孙某鑫陆拾叁万陆仟叁佰叁拾壹元（636331），因财务问题，盖了发票专用章，现需要更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在更换之前，陆拾叁万陆仟叁佰叁拾壹元收据有效。特此证明。

如果建委批价低于现在售价，应按建委批价再享受95折优惠。项目预计于12月份取得预售许可证，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提交建委资格审核后根据建委批复网签时间正签，预售许可证后可签订草稿合同。”孙某鑫于2018年10月27日向B公司支付诚意金2200000元，于2018年10月31日向B公司支付诚意金2000000元，于2018年11月5日，向B公司支付诚意金636331元。后案涉房屋建委批复价格为11723787元。

庭审中，A公司提交《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显示案涉房屋总价款11606549元，但该合同无出卖人与买受人签字或者盖章。A公司同时提交催款函及快递物流信息，用于证明其向孙某鑫催缴剩余购房款的事实。

经本院询问，A公司明确表示其不能按照《房源确认表》约定的价款向孙某鑫销售意向房屋。

另查，孙某鑫于2019年10月19日以合同纠纷为由对A公司、B公司向本院起诉，要求A公司、B公司退还其4%的优惠差价和多收的1%的增值税税款，返还其100000元，并赔偿其路费。本院经审理判决书，确认：“孙某鑫系基于其和A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提起诉讼，而该合同系孙某鑫与A公司为达成买卖合同而形成的预约合同。A公司的工作人员赵某宣、吴某兰在合同形成过程中向孙某鑫承诺售房的折扣，其该承诺的作出系基于其A公司销售人员的身份，且吴某兰系A公司的销售经理，孙某鑫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吴某兰作为销售经理有权代表A公司向其承诺相应的折扣，A公司主张销售人员系私自对外承诺，并未得到公司允许，但该主张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结果

一、孙某鑫与北京A公司签订的《房源确认表》解除；

二、北京A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某鑫返还购房款4836331元；

三、北京A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孙某鑫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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