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某君、齐某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2、判令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恢复至被告周某君名下。

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某全部诉讼请求;2.杨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齐某作为杨某和周某君的孙女，对重大财产情况应为明知，该认定无事实依据，无证据证明，且与在案证据存在严重矛盾。杨某、周某君从未向齐某或齐某雪告知关于杨某、周某君《离婚协议书》、《购房协议》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自2009年7月22日二人离婚之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周某君居住，杨某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对涉案房屋主张、行使过权利；

《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系以周某君个人名义签订，未显示有其他人权益；2018年4月16日，周某君以个人名义与北京Y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2018年7月17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周某君名下，齐某雪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代为缴纳购房款12119元，整个过程及最终结果均显示涉案房屋系周某君个人财产，没有他人权益。

一审认定“周某君与齐某擅自通过赠与的形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齐某名下，构成恶意串通，《赠与协议》应属无效”，该认定无证据证明，无事实依据，且严重违反法定的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签订《赠与协议》时，齐某仅有2岁，不可能有损害杨某的恶意。齐某或齐某雪对《离婚协议书》、《购房协议》毫不知情，有充分理由相信涉案房屋系周某君个人财产，齐某受赠涉案房屋，不存在损害他人的恶意。

齐某雪结婚后与周某君共同生活，对其照顾有加，齐某出生后一直与周某君共同生活，周某君将涉案房屋赠与齐某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基础，有祖孙间感情基础，符合人常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齐某受赠涉案房屋时存在损害杨某的恶意，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齐某与周某君曾就损害杨某的利益进行过串通。因此，一审关于恶意传统的证明远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所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不能认定存在恶意串通。一审认定“周某君对涉案房屋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认定事实错误。

2018年2月8人，杨某、周某君签订《购房协议》，约定“由周某君用工龄，杨某出资共同购买该房屋，同意登记在周某君名下，房屋所有权一人一半”。根据该约定，房屋所有权一人一半的前提是：周某君用工龄。杨某出资，共同购买涉案房屋。此后杨某并未履行出资义务，房屋所有权一人一半的前提条件未成就，杨某的行为属于自愿放弃权利，因此其对涉案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即使杨某享有一定权利，周某君将其享有的财产份额赠与齐某依然有效，一审判决《赠与合同》全部无效，判决错误。

 

被告辩称

杨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请求，杨某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周某君述称，不服一审判决。齐某是周某君孙女，与其长期共同生活，周某君将财产赠与亲孙女是人之常情，无损害他人恶意。涉案房屋由周某君与Y公司签订，齐某雪代为缴纳全部房款，登记在周某君名下，杨某并未出资购买。周某君将其份额赠与齐某未损害他人利益，合法有效。

 

法院查明

杨某与周某君原系夫妻关系，婚后于1983年12月12日育有一子周某辉，杨某与周某君于2009年7月22日离婚。周某辉与齐某的母亲齐某雪于2014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6年6月3日育有一女即齐某，周某辉与齐某于2019年11月11日离婚，齐某由齐某雪抚养。

1992年4月15日，周某君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涉案房屋。2009年7月22日杨某与周某君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婚后承租涉案房屋经双方协商各居住一半，此外无其它共同财产。

2018年2月8日，杨某与周某君签订协议，约定因政策原因，原拆迁所承租的涉案房屋可以买断，经杨某与周某君协商一致决定，由周某君用工龄，杨某出资共同买下该房屋，同意登记在周某君名下，房屋所有权一人一半。

2018年4月16日，周某君与北京Y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涉案房屋，按照房改售房有关规定应交纳费用合计12119元。2018年7月17日，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在周某君名下。

2018年11月29日，周某君（赠与人）与齐某（受赠人）签订《赠与协议》，约定周某君名下涉案房屋，系周某君的个人财产，周某君自愿将上述不动产的所有权全部赠与齐某个人所有，齐某表示自愿接受该赠与。落款处赠与人为周某君签名，受赠人为齐某签名，齐某雪代。当日，周某君与齐某（代理人齐某雪）在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登记申请。现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已变更为齐某。

齐某提交2018年涉案房屋房改售房款收据，显示金额12119元，交款人周某君，证明涉案房屋由齐某雪出资购买，杨某与周某君签订的协议未实际履行，杨某放弃了相关权利。杨某不认可证明目的，称收据反而看出交款人是周某君，是杨某出资把钱交给周某君，周某君交纳的。周某君表示杨某未出资，系齐某雪出资购买。

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本案中，不论杨某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2018年2月8日杨某与周某君签订协议的效力，即使杨某未实际出资也不代表该协议已经解除。

根据2009年7月22日杨某与周某君的离婚协议，能够看出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故周某君对涉案房屋并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周某君将涉案房屋无偿赠与齐某，齐某作为杨某和周某君的孙女，对重大财产情况应予明知，而周某君、齐某缺乏证据证明是在征得杨某同意的情况下签订《赠与协议》，周某君、齐某擅自通过赠与的形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齐某名下，已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杨某利益，故该《赠与协议》应属无效。

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杨某要求将涉案房屋恢复至周某君名下，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一、确认周某君与齐某就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齐某将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恢复登记至周某君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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