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杨某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某涛继承的涉案房屋即“某村A号院南（非宅基地）”和拆迁利益（安置房的使用权或货币补偿）归原告杨某霞所有，第三人M公司和第三人T公司配合履行；2.诉讼费由被告王某涛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杨某霞是福建省人，长期在北京打工，目前做居家保姆工作。被告王某涛是北京市民，因继承取得涉案房屋。由于王某涛并非涉案房产所在村的村民，因此其继承到的遗产，本质上是涉案房产的使用权，而房产的使用权，实际上是可以转让的。

第三人M公司，是一家房山区的拆迁企业，因受政府委托，对涉案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工作，其拆迁利益的支付方式可以是安置房，也可以是货币。2020年8月8日，王某涛与杨某霞签署《房院出卖协议》和补充《协议》，将其依法取得涉案院落以400000元出卖给杨某霞，并补充约定“甲方（被告王某涛）的房屋被政府拆迁，若后院分得的房屋，有一套，属于乙方杨某霞。若多出两套，甲乙各分一半。”

签约后，杨某霞向王某涛支付了全部房款。因此，从2020年8月8日起，涉案房屋和拆迁利益归杨某霞所有。现涉案院落面临拆迁，由于王某涛是北京市民，并非C村村民，其因继承原因，获得了涉案院落，并且其前院已经从第三人M公司获得两套拆迁安置房屋。所以，原告有理由认为其购买的涉案房屋也可能从第三人M公司处获得拆迁安置房屋或货币补偿。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被告辩称

王某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没有卖给原告房子。对于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予认可，我与杨某霞签订了两份协议，但都是属于虚假合同，目的是将非宅基地变成宅基地，我也没有收到杨某霞所说的房款。

M公司到庭后陈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原告并非拆迁补偿协议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是M公司不是拆迁补偿的当事人，不是房屋买卖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是原告非涉案房屋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原告与王某涛签订的协议应当属于无效；四是原告基于买卖协议履行后约定的利益分配，主张权益，但是该房屋买卖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T公司到庭后陈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是本案与T公司无关，是原告与王某涛之间的事情，且北京市房山区C村村民委员会、某镇政府已经对涉案地块确权，原、被告的协议不影响拆迁补偿的行为；二是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查明

2020年8月8日，王某涛（甲方）与杨某霞（乙方）签订《房院出卖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把北京市房山区A号院后院的房屋和宅基地以40万人民币卖给乙方杨某霞，修办公楼，永不反悔。”杨某霞、王某涛均签字并摁捺手印。

同日，王某涛（甲方）与杨某霞（乙方）签订《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已收到后院两套房款，若后院的房屋被政府搬迁，分得的房屋，有一套属于乙方杨某霞。若多出两套，甲乙各分一半。以此为据，永不反悔。”杨某霞、王某涛均签字并摁捺手印。

2022年5月26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杨某霞发出《答复告知书》，其中载明：“经查，您申请书及《房院出卖协议》中所提到的“北京市房山区A号院”地址不存在，且协议中‘甲方’王某涛身份证信息也存在明显错误。经核实，C村民王某涛宅基地为A号（以下简称：A号院），另有A号院南（非宅基地）一处，均位于拆迁开发项目范围内，其已与该项目实施主体T公司，依据《拆迁补偿与安置实施方案》签订了补偿协议。”

另查明，因房屋拆迁项目，王某涛因在拆迁范围内的A号院宅基地及A号院南非宅基地，至今还尚未取得拆迁利益。

 

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驳回杨某霞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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