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吴女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吴某宏与D公司于1997年签订的《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无效；2、确认吴某宏与D公司于2006年签订的《旧房改造拆迁安置购房合同书》无效；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我与吴某宏系姐弟关系。吴某辉与张某共生有八个子女，即吴某君、吴某鹏、吴某鑫、吴某亮、吴某达、吴某涛、吴女士、吴某宏。吴某辉于2001年3月1日去世，张某于2016年6月16日去世。

我家原有私房6间，张某作为被拆迁人于1997年12月29日与D公司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使用张某、吴某辉的工龄折扣购得位于x号房屋。张某去世后，我们提出继承遗产时才知道吴某宏在未经我及张某同意的情况下与D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上述协议，将上述房屋产权证办到吴某宏名下。现我认为吴某宏与D公司签订的上述协议无效，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

D公司辩称，对方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与我方无任何关系。我方与吴某宏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合同。对方非合同当事人，也非拆迁安置人，我方在签订合同时尽到了审查义务，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

吴某宏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吴某辉与张某生有三子五女，即吴某君、吴某鹏、吴某鑫、吴某亮、吴某达、吴某涛、吴女士、吴某宏。吴某辉于2001年3月1日去世，张某于2016年6月16日去世。

1997年12月29日，北京D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甲方）与张某（乙方）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住址x1号，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房产系私房，共陆间；有正式户口肆人，应安置伍人，户主张某，之夫吴某辉，之子吴某宏，之孙吴某浩，之儿媳杨某萍；甲方同意将改造区内楼房住宅x2号（二居室）、x3号（三居室）房屋安置给乙方，夫工龄35年，妻工龄30年，合并工龄65年，乙方实际应付购房款87610.64元；

甲方支付乙方搬家补助费900元、提前搬家奖励4000元、自行周转补助费每人每月120元，乙方人口叁人，第一年甲方共补助乙方周转费4320元，私房作价补偿93937.35元。吴某君、吴某亮、吴某鹏、吴某鑫、吴某达、吴某涛与吴女士、D公司确认上述安置房屋现地址为x4号和x号；吴某君、吴某亮、吴某鹏、吴某鑫、吴某达、吴某涛、吴某宏与吴女士确认吴某浩系吴某达之子，杨某萍是吴某宏的前妻。

2006年，D公司（甲方）与吴某宏（乙方）签订《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购房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原住x1号，甲方同意将改造区内住宅x号房屋，按标准价出售给乙方；夫工龄30年，妻工龄35年，合并工龄65年，乙方实际应付购房款50562元。吴某宏于2006年12月11日取得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现上述房屋由吴某宏居住使用。

此外，D公司（甲方）与吴某宏（乙方）另行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D公司将x号安置给吴某宏，此协议书显示落款时间为1997年12月29日。D公司主张其与吴某宏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在2006年为了配合吴某宏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应房管部门的要求倒签的。

D公司表示位于x1号房屋是吴某辉、张某的财产，拆迁安置方式是1平方米房屋置换1平方米公房安置房，然后再以标准价按房改房政策购买；购买安置房的钱款是从拆迁款中抵扣的；计算购房款时使用了吴某辉、张某的工龄。D公司与张某签订《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后的第二天，即1997年12月30日吴某辉向公司写下“三居室产权归儿子吴某宏”的书面材料。吴女士对上述有吴某辉签名的书面材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吴某宏对此予以认可。

另查，D公司与吴女士于1997年12月29日也签订了《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吴女士住址x1号，D公司同意将改造区楼房住宅x4号安置给吴女士。2006年，D公司与吴女士签订《马甸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购房合同书》，该合同约定D公司将改造区内住宅x4号二居室出售给吴女士。吴某君、吴某亮、吴某鹏、吴某鑫、吴某达、吴某涛曾起诉吴女士、D公司，要求确认D公司与吴女士签订的上述合同无效。法院生效判决驳回了吴某君等人的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驳回吴女士的各项诉讼请求。

 

收藏 0 支持 0 反对 0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