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来，山东汉子黄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终是“卖煎饼的”。这些年，他雇了员工，给沂蒙煎饼里加芝士和培根，顾客从街坊阿嬷渐渐变成走路生风的白领。可他的店面依旧在菜场巷道间不起眼的夹缝中迁徙。北京房产律师哪个好？

　　他喜欢这座城市，却从不敢将它视作归宿。黄友良刚来上海时，内环高架还孤零零地杵在空中；静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楼，野猫耗子在巷道里肆无忌惮地追逐。他曾经落脚的野草疯长的大院，如今建起摩天大楼。

　　黄友良比很多“上海人”更熟悉这座城市。如今寸土寸金的静安寺周边，他的店铺被精致的红砖洋房和挂着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围。十几平方米的煎饼店是另一个世界：他像23年前一样，把一勺面糊浇在滚烫的铁板上。用木勺刮匀后，这摊面滋滋作响，冒出白烟，半分钟就变成一张煎饼。摊匀一枚鸡蛋需要10秒，铲碎一块薄脆则只需1秒。这些动作每天在店里重复1000次甚至更多。

　　时间在这里流淌得缓慢。柜台上贴着硕大的红底黑字，“欢迎您到俺家来用餐”。墙两边糊满了老旧海报，上面是他的家乡——沂蒙山区一座名叫“油篓”的村庄。房地产律师哪个好？

　　这座小山村被黄友良夸作“中华煎饼第一村”。没出年关的村子里，街道几无人烟。空荡荡的楼房下，鼻涕糊了一脸的3岁孩子摔倒在马路上。3位老人颤抖地抬着一箱水果，在公寓楼的阴影下慢慢地走。1400多口人的油篓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是村里近千名劳力，几乎散落在全国各地，用手摊煎饼换来家里的吃穿用度。

　　黄友良家是村庄第一户走出去的家庭。23年前，当这户人家背着铺盖、筷子和辣椒面登上开往上海的绿皮车时，油篓村和成千上万个村子一样，开始寻找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办法。

　　那时的黄家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处上海和油篓的夹缝间，转眼便是20多年。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1996年，黄友良一家刚来上海，借住在远房亲戚的棚屋里。一家人打着地铺，睁开眼就能瞅见敞开的石棉瓦，谁也睡不着。

　　当年年初，黄友良的父亲黄守军承包的农用车出了事故，对方一死多伤，欠下一大笔赔偿。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去种红薯，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又砸死一人。黄守军跑遍全村都借不到还债用的十几万元。

　　当时的油篓村，每个人只能匀到三四分地。种地谋生的村民家常年没油吃，因为地里种了榨油的花生，主粮就不够用。有亲戚心疼黄家，刚送来一只羊，立刻被闻风而来的追债者牵走了。

　　来到上海，全家就图两件事：活下来和还债。14岁的黄友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蹬40多分钟的三轮车，驮着比他还沉的黑煤炉，五点半赶到菜市场开摊。专业房产律师哪个好？

　　姐姐黄友娥记得，有一年她重感冒，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出早摊时又遇暴风，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坡路上。不过她没觉得疼，只心疼一地的鸡蛋、面粉。

　　一家人拼命赶早出摊，除了早市人多，更因为城管9点上街巡逻。那是少年时的黄友良第一次对大城市产生窒息般的恐慌感。母亲曾被城管逮住，要没收全部炊具，怎么求也没用。稚气未脱的黄友良去求饶，城管心疼孩子，才放他们一马。

　　后来流动摊抓得严，黄家人租了600元一月的固定摊位。刚换地方时，黄友娥摊煎饼的手不停地抖，就怕销路不好，回不了本儿。

　　在上海的头两年，黄友良家只能吃粗粮饼子和咸菜，摊煎饼剩的面糊都算是“好东西”。同样沪漂的邻居看见了，觉得这户人寒酸，笑话他们。黄家从此锁门吃饭。

　　直到2000年，他们还清了债。父亲撕掉最后一张欠条后，去银行办了张存折。黄友良记得父亲握着红本本老泪纵横，“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这玩意儿。”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黄家四口人没把这秘密掖着。黄守军带着上海赚得的微薄现金第一次回乡时，自家的债还没还清，亲戚都涌来借钱。理由包括生病、盖房、孩子结婚，这些家都穷得拿不出钱。当时村里有句歌谣，“油篓真奇怪，老到无人管，少到没人爱。”

　　黄守军回忆，当时他就想着让村里的人赚钱，都富了，找自己借钱的人就少了。他开始在村里宣扬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撺掇乡邻外出谋生。结果第一年，就有好几家同样背债的男人跟着他来了上海。

　　黄守军的干儿子李中运就来上海“讨生活”。他每天5点出摊，有时7点还卖不出一张饼。走投无路的他买了最便宜的毛笔和墨汁，又从垃圾箱里翻出块旧木板，上书“正宗沂蒙山杂粮煎饼，香脆甜，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摆在摊位旁边，人气慢慢聚集。

　　李中运的摊位第一次有人排队那天，他收摊后去隔壁肉店割了几块钱的肥肉，回家搁上辣椒爆炒，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顿酒。两个大男人喝着喝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油篓的村民们渐渐扎下了根，开始和城市发展的车轮一同向前。流动车被取缔后，大家渐渐搬进了固定摊点。再后来，开始租用早间无人营业的餐馆，一些生意好的家庭有了自己的门面。煎饼从1块5涨到如今5块起步，经营尚可的夫妻档，年收入从刚来时的一两万元，渐渐稳定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万元。少数几家人还承包了学校食堂，或者开饭店、连锁，成了“老板”。

　　日子的变化真切地体现在这张薄饼里：曾经又黑又重的煤炉被统一替换成煤气罐，再后来只允许用电。黄有良一家刚开始做饼时，里面夹的油条，很快换成了薄脆和鸡蛋。这世纪的头几年，人们喜欢加肉；可最近，培根和鸡柳又不再流行，豆芽海带金针菇等各色蔬菜成了新宠。

　　也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摊煎饼手艺只传给临近市县的老乡。关键理由只有一个：唯有老乡开店，才会商议价格和位置，避免恶性竞争。

　　黄友良统计，这几年，先后有20多位老乡在他的店里打工，学会手艺后离开，其中不少人自己开店。无依无靠的大城市里，摊煎饼的手艺是联系乡情的纽带，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钱。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

　　2000年前后，黄友良家人住的棚户区开始被拆迁。市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直到前几年才停止。父亲和黄友良开玩笑说，“房价太贵，终于拆不动了。”至此，他们已经在上海搬了近30次家。

　　身处上海的油篓村民并不关注城市规划，可只要一起吃饭聊天，就能摸清哪里在大拆大建。

　　除了拿卖煎饼的钱在老家换出崭新的房产，这些村民很少有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多年前的某天清早，黄友良像往常一样准备开摊，却发现自己租的门面被水泥堵死了。

　　改变生计的变故有很多，比如饭店嫌弃煎饼太杂乱，不愿再出租档口；居民觉得污染环境从而举报。2015年底，一家媒体为了博人眼球，给油篓写了篇“家家开跑车、住别墅，收入秒杀上海土着”的网文。过完年后，很多摊主都收到了通知——你们这么有钱，我们要涨房租。

　　“我们就像牧民，哪有水草就去哪。”黄友娥总结说，自己对上海有着亲切感，除了恋旧的感情，也因为这里生意好做。

　　李中运在上海发展几年后，毫不犹豫地去了江苏南通的大学城。他坚信，扩招的大学里有着更好的生意。李中运在校外租下一个餐厅，准备大干一场。可很快，有当地人给他传话，“餐厅的位置我们看上了，赶紧滚蛋，不然揍你。”

　　他最终请几个“混社会”的人解决了这场冲突。可类似经历让他愈发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夹缝里求生的异乡人。饭馆处在学校门口，会有来路不明的混混在他的店里吃饭赖账，甚至砸玻璃。报警后他担心被报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枕头下都藏着一把磨好的菜刀。

　　他摊煎饼的手艺日渐精湛，压力却越来越大黄友良家的店虽然不大，但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找到固定门面，他有些自豪。

　　这里距离静安寺不出几百米，步行到遍布奢侈品的恒隆广场也只需10分钟。平日从他家叮叮当当的鏊子前走过的，不乏满身香气的白领丽人和一脸好奇的外国人。黄友良为此特意做了块红底金字的招牌，下面写着一行小字，“pancakes huang restaurant”。

　　这个80后的终极梦想一度是“让沂蒙煎饼走向世界”。2014年1月，他在QQ空间庄重地公布自己的“新年计划”：让儿子上寄宿制学校、开五家直营店、申请“煎饼黄”商标。

　　遗憾的是，这些目标至今无一实现。

　　刚来上海，父亲就告诫黄友良，煎饼摊得越薄越好，最好入口即化。20多年过去了，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压力却越来越大。

　　5年前外卖兴起，他亲自送餐，提着十几袋食物冲进迷宫似的写字楼，最终绕了空中停车场，怎么都出不去。裤兜里的手机还不停响着催单电话，急得他想哭。

　　后来几家大平台开始有自己的外卖专员，黄友良又发现，平台拿走20%的抽成，还要拿30%的成本搞促销优惠。即使把自家小吃涨价、减量，钱最后还是被外卖平台赚走。

　　他的堂弟黄卫东在松江大学城开店。黄卫东说，两代四口人每天清晨6点起床，凌晨入睡，经营一家店铺，除去飞涨的房租和其他成本，二三十万元的年收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不如打工的收益。

　　他记得十几年前刚来大学城时，店铺的年租才1.8万元。如今房租涨了10倍，竞争远比过去激烈。

　　他们一家人也想过开分店增加收益，可浦东一处位置尚可的门面，年租大概三十万元，算上装修成本和启动资金，需要一次性投入六七十万元。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这也恰恰是油篓村民遭遇的窘境。油篓村60多岁的村委书记皱着眉头告诉记者，“煎饼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很多村民小本经营，拿不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不另谋出路。大城市对店面规模和配套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煎饼这种小本生意越来越难做。

　　这两年，黄友良很多做餐饮的朋友回乡，临走时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听说上海到2035年只增加85万常住人口时，他既担忧，又不意外。过去即使在静安区中心，也有衣着稍显邋遢的民工来买煎饼，这两年已经看不到了。

　　这座城市近来唯一一次给予他极大的信心，是本地一家电视台前来拍美食纪录片。播出后，门店前排队的人数足足增加了一倍。

　　不过几天后，同样看了纪录片的卫生主管部门也闻风而来。当时还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黄友良不得不再花20万元，重新整修店铺。

　　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是不是顽固的宿命家门前那几座流光溢彩的百货商城，黄友良带着家人进去几次，什么都没买。看着动辄标价过万的奢侈品，他觉得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过了便是惊恐。

　　即使在城里待了20多年，幼时形成的消费观根深蒂固地留在村民身上——李中运每天在东方明珠下穿行，却从未想上去看一眼。他觉得上百元的门票太贵了。

　　“大城市赚钱容易，存钱难。”如今回到油篓，开农家乐的李中运总结，在大城市的日子就是要拼命，攒够下半辈子养老的钱。

　　2003年，黄友良在静安区看中两套房子。一套是公寓，每平方米大约5000元，总价30多万元；另一套是临街的商铺，1万一平方米，20万元就能拿下。黄家存了3年积蓄，几乎能全款买下一套，可老爹黄守军喝断了他的念头：“就算买得起，你住得起吗？”

　　当时的黄守军能列出一大堆上海的缺点：天总是阴霾；米饭不如面食好吃；上海老人有优越感，喊他“乡宁”（上海话“乡下人”的意思——记者注）。相比之下，在外赚到钱的家庭纷纷回村建起洋房和公寓，草房和瓦房被推倒，整个村子焕然一新。

　　这位带着村民走出大山的男人盘算着，等存下足够的钱，家乡也已发展起来回家种地打点零工，正好颐养天年。

　　他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已经68岁，还在上海漂泊。老人这几年回村，也试图寻找谋生的路子，跟着他回老家的孙子孙女压根记不清“油篓”的名号，把老家唤作“酱油村”。他们不满地嘟囔：“什么地方，白天还不如上海的晚上亮堂。”

　　按村支书的描述，这片土地上有两个油篓：一个是平时的村子，街上空无一人，到了晚上，老人小孩用智能手机，和远方的亲人视频；另一个是春节假期的油篓，返乡的私家车把村里堵得水泄不通。村里的喜事基本都集中在这时，烟花爆竹整日响个不停。

　　夹缝中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老人。比如李中运，他今年55岁了，80多岁的老父亲卧床不起，必须回乡照顾。

　　很多油篓的老人到了晚年，不得不被接去大城市，蜗居在狭窄的棚户房中。

　　同样面临选择的还有年轻人。黄友良五叔家的孩子黄刚是90后，父母都在上海做煎饼。他上小学时也跟来，进了一所小学。父母每天忙，顾不上管他学习。他上网、辍学，六年级开始打工。可搬运类的体力活太累，技术工种又做不了——最终能让他安身立命的，也只有那张熟悉的鏊子。

　　黄守军日益感到，曾经带来希望的煎饼鏊，如今成了顽固的宿命。他回不到家乡，只能继续骑着三轮车，驮着数百斤的大葱和香菜，穿梭在老上海的巷道里。

　　一些改变在乡村发生。这几年，油篓所在的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油篓村附近的山上办梨花节，打算建星级酒店和美术写生基地，还要在附近开发景区，这成了许多村民的最大盼头。

　　据说梨花盛开时，山谷飘满清香，油篓村被梨花和游客环绕。李中运回村开了农家乐，他发现政府这几年扩宽公路，交通变得方便，游客也开始增多。村里经营和生活成本低，农家乐不需要每天开张，就能维持日常的生活。

　　这种改变及时且必要，尤其对于“沪漂”黄守军这类老人。去年年底的某个清晨，他试图搬起一筐上百斤的土豆时，突然脚底发软，瘫了下去。

　　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了匆忙赶来的黄友良将父亲送进了上海的医院，诊断结果是脑梗，所幸发现及时。黄守军对此非常不满。他坚信自己只是有点累，压根没病。在医院住10天院，花了上万块钱，还耽误全家做生意，他心疼不已。

　　这位老爷子想的是努力赚钱，帮儿子在上海买房。依照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房价企稳，黄守军不吃不喝干到85岁，就买得起15年前本能买下的那套公寓了。

　　黄守军对曾经不让孩子买房深感歉疚。儿子看好的那套门面房，第二年就涨了10万元。当时经营摊位，他从清早干到正午，每分钟卖一份煎饼，全年无休，才能补上这一年间的差价。

　　20年间，上海的煎饼售价大致翻了3倍；房价则翻了15倍——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了。

　　如今的黄友良夫妻和两个孩子住在店铺附近的老楼，屋子十几平方米，一楼，背光，见不到太阳，白天也要开灯。一进门是两个孩子的书桌，旁边紧巴巴地塞着冰箱。

　　这间月租3500元的房子没有厨房，和其他街坊共用楼道里的洗手间。所谓“卧室”是孩子们书桌顶上隔出的一小片“阁楼”。全家四口挤在一起睡觉，平时在上面站不起来，只能坐着移动。

　　长期住着这样的房子，黄友良承认，归属感逐渐消磨。

　　他渐渐对一些事情敏感：曾经居住的棚户区拆迁后建起了明亮的大厦，几年后去送外卖，穿着西服的保安面无表情地拦住他，“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对于未来规划、身份认同这些问题，90后的黄刚倒不愿像上一代人一样想那么多。他早早结了婚，已有两个儿子。煎饼摊有时7点才开，哪天累了就索性不来。下午送外卖补贴家用，晚上就在家打游戏、看视频。

　　他在上海读小学时，很少有上海孩子愿意和一口鲁西口音的他讲话。时间长了，他觉得理所应当。毕业后大家很快杳无音信，都跟着父母漂泊去其他省市打工，这让黄刚觉得，留在上海做煎饼已经不错了。

　　他在上海的时间远比老家长，却说攒够了在老家县城买房子和开店的钱就回去，可如今的收入，也只够一家四口勉强温饱，存不下钱。

　　相比之下，黄友良和黄友娥等人对城市的感情更为复杂——有说不出的苦，归根到底是留恋。他们说上海的老人们爱占小便宜，做煎饼时拼命催着加薄脆和蔬菜，平时聊天会顺其自然地鄙视一把外地人的家乡。可也同样是他们，会给穷苦的外地人端来热乎的冰糖红烧肉，打包送来整齐的旧衣服，帮着小摊贩们去机关申请证件，遇到检查和纠纷时帮他们据理力争。

　　不久前的某天，黄友良遇到一位熟悉的阿嬷，说自己或许呆不了几年了。

　　阿嬷严肃地安慰他：“不会的，不会让你们这些老实人走的。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吃什么呢？”

　　“考上大学，日子就变了。”

　　黄友良一家在上海没有归属感，是因为缺一套房子。黄友娥严肃地反驳了他们。

　　她和爱人这十几年经营成功，在上海、浙江乌镇和老家县城都有房产，几乎是油篓村致富之路上的巅峰。可她依旧觉得无奈。她和爱人没户口，积分不够，孩子快上高中，必须和父母分开，回老家念书。

　　孩子离开时，眼泪汪汪地问，自己在上海的朋友怎么办？她一句话都答不上。刚分开的第一个月，她连电话都不敢打，生怕接起来落泪。

　　她和爱人也考虑过让孩子在上海读中专。可孩子在上海能考班里前十，十几岁的孩子咬着牙说，宁可回家吃苦，也不放过读大学的机会。为了凑够积分，黄友娥甚至去报了计算机系的成人高考，虽然老师讲的一句都听不懂，可这属于“高端稀缺行业”，混出学历就能加分。

　　直到后来，才有人告诉她，加分必须是全日制学历，半工半读的不行。

　　更令她揪心的是，油篓村很多返乡的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高中就辍学，然后早恋、结婚，外出打工。还有个没成年的孩子，回家一个月就逃学，自己坐上火车，回上海找父母了。

　　留在上海倒也不一定是好选择。黄卫东家9岁的小女孩，3月4日那天，坐在小店的墙角，看着手机里的动画哈哈大笑。父母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管她。她的晚饭是辣条、肉丸、饮料和三根冰棒。

　　黄卫东家也一度把年幼的女孩留在老家，交给村里的老人看管。直到回乡，发现孩子“像乞丐一样”，满脸黑灰，衣服都烂了。

　　黄友良觉得，“出来做煎饼，确实顾不得孩子”。山东的教育似乎更适应他的家庭，可他不敢把孩子送回去。

　　在上海，学校下午早早放学，其他家庭的孩子要不由家长接回去辅导，要不送去辅导班。他和爱人每晚11点收摊，只能让孩子自己步行回家，等他们回去时，孩子已入睡。他的收入不足以让孩子在上海参加辅导，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只有小学，结果上初中的女儿沉溺手机，成绩在班里倒数。

　　今年32岁的黄凯是黄友良的侄子，也是油篓村走出的大学生。他的父母在他初一时就来了上海，整个中学阶段，他都独自在老家的学校寄宿。这个如今已在上海定居、年薪逾30万元的年轻人回忆，初中时，学校周末安排回家，周三则有父母探望。每当同学冲向大门，奔向父母怀抱时，他就一个人躲在餐厅吃饭，眼里憋着泪，心里想着母亲临走时和他说的话，“出去赚钱就是为了供你读书，考上大学，日子就变了。”

　　等到他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时，全家意见出奇一致——一定要来上海。家人终于实现了团聚。

　　如今的黄凯身为城市规划设计师，经常参与旧城改造，把老路扩宽，增加绿地面积，为原本破旧的老城设置公共空间。他时不时在工作时回忆起儿时假期来上海，住的也是破破烂烂的屋子。可也正是那时，他第一次见识了大城市，第一次尝到巧克力和可乐。这又让他在老家的学校成为被羡慕的对象，给了他学习的动力。

　　“如果父辈没来上海，那我们的眼界可能永远局限在村里。”黄凯说。

　　他担心的是，自己读书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学。可最近几年，村里九成的“90后”在外打工。他偶尔回村，听到人们说：“读书有什么好？出来后也比摊煎饼多不了几块钱。”

　　村里也试图改变这些状况。近两年，油篓村建起了崭新的铺着绿色塑胶的幼儿园。村支书还说，要为油篓的孩子申请建一所小学，让村民对教育更加上心。

　　在他的规划里，摊煎饼的生意给一代人带来了希望，可下一代不能照搬。他想着在油篓建煎饼文化馆和体验店，为旅游产业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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