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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称

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以下称一号房屋）归二原告所有。

事实和理由：赵某霞购买的北京市朝阳区S号房屋（以下称S号房屋），因拆迁，赵某霞于2009年4月3日与北京市C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列明的被拆迁人系赵某霞，但鉴于宅基地拆迁及购置诉争房屋时，二原告同为一个拆迁户上的农业户，故在宅基地拆迁补偿时秦某欣有所贡献，但因其尚未成年，故在被告已经成年并已于2004年向赵某霞出具《保证书》、保证放弃涉案宅基地拆迁利益的情况下，由被告代二原告共同与C公司于2010年6月30日签订《回迁楼购房协议书》，由赵某霞持有北京市朝阳区三号房屋（以下称三号房屋）的所有权，

由被告作为代表持有一号的所有权，待秦某欣成年后，将一号房屋再过户至二原告名下，后被告为了履行手续需要而根据开发商的要求签订了相关协议。2011年二原告与C公司办理三号房屋及一号房屋交接手续并装修入住至今，现秦某欣已经成年，且近期C公司已经具备办理产权登记的条件，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主张被告系“代持”，就应按借名买房合同纠纷处理，被告不存在所谓“代持”，保证书中也未写明“代持”，保证书是基于赵某霞胁迫所写。若三号房屋及一号房屋都给二原告明显不公平。三号房屋及一号房屋至今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所有权尚未成立，不具备确权条件。

法院查明

秦某涛与赵某霞于1993年7月15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98年7月1日生育一女秦某欣。被告系秦某涛与前妻于1984年2月8日所生之女。秦某涛因病于2017年6月14日去世。

2004年元旦，被告出具《保证书》，载明经与我母亲协商，如遇拆迁，所有补偿与我个人被告无关，为不发生任何矛盾纠纷，特立此据。被告称该《保证书》系受赵某霞胁迫所写。被告对此未提交证据。

二原告提交发票，显示赵某霞、现金、建房工料款32000元，盖有生产队财务专用章，证明S号房屋由赵某霞购买，是其婚前个人财产。被告不予认可。

2009年3月9日，赵某霞（被拆迁人、乙方）与C公司（拆迁人、甲方）签署《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朝阳区S号所有的房屋，有正式房屋8间，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赵某霞、之女秦某欣，户主秦某涛，户主被告；甲方向乙方支付拆迁补偿款合计800565元。

2009年3月9日，赵某霞、被告作为乙方与C公司（甲方）签署《预购房屋意向书》，乙方预购二居两套。

2010年6月30日，赵某霞、被告作为乙方与北京H公司（甲方）签署《购房协议书》，约定：根据乙方持有的《预购房屋意向书》及《选房确认单》，乙方回迁楼房；房款345056.5元，预交房款15万元，应交房款小计195056.5元。经查，三号房屋和一号房屋现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赵某霞、原告秦某欣的诉讼请求。

房产律师点评

首先，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一号房屋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二原告要求确认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缺乏前提基础，况且现被告并非一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二原告起诉被告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被告主体不适格。其次，子女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二原告主张S号房屋系赵某霞婚前个人财产，仅提交内容为购房工料款的发票，亦未载明房号，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且一号房屋系S号房屋拆迁得来，根据赵某霞签订的《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赵某霞、被告共同签订的《预购房屋意向书》，能够看出在册人口、安置人口有秦某涛和被告，被告虽出具《保证书》承诺所有拆迁补偿与其无关，但一号房屋还含有秦某涛的权益。秦某涛去世后，被告作为秦某涛之女有权继承秦某涛对一号房屋享有的权益，即一号房屋中含有被告的权益。故二原告主张一号房屋归二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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