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一、案件背景与争议焦点
本案发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围绕位于丰台区 A 室房屋的继承问题展开。核心争议集中在该房屋的产权归属,究竟是李玉兰的个人遗产,由王宇文依据遗嘱继承,还是包含王宇慧、孙阳的份额,涉及遗产范围的界定、遗嘱的效力认定以及拆迁权益与房屋继承的关系等多个复杂要点。
二、原告诉求与依据
原告王宇文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请求判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A 室房屋归原告继承所有。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称,父亲王建国与母亲李玉兰育有五子一女,父亲于 1982 年去世,母亲于 2021 年去世。涉案房屋系经济适用房,2008 年李玉兰与北京 F 公司签订购房合同,2009 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共同申请人为李玉兰和王宇文。2020 年李玉兰立有代书遗嘱,将涉案房屋由王宇文个人全部继承。因原被告双方对遗产继承无法协商一致,故诉至法院。
三、被告答辩意见
被告王宇杰、王宇刚、王宇坤、王宇霞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可遗嘱真实、有效。
被告王宇慧、孙阳辩称,案涉房屋不完全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该房屋中有王宇慧、孙阳的份额。理由是房屋是拆迁所得,王宇慧的父亲王宇峰在被拆迁人范围之内,拆迁政策是根据户口拆迁,且案涉房屋系用拆迁补偿款购买,所以他们应有份额。
四、法院查明事实
家庭关系:王建国与李玉兰育有子女六人,分别为王宇杰、王宇峰、王宇刚、王宇坤、王宇文、王宇霞。王建国于 1982 年去世,李玉兰于 2021 年去世。王宇峰和孙阳婚后育有一女王宇慧,王宇峰于 2007 年去世。
拆迁情况:2007 年 5 月 10 日,李玉兰与北京 C 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在册人口伍人,获得拆迁补偿款及补助费。同日,王宇刚与 C 公司签订类似协议,王宇杰代领补偿款。王宇慧、孙阳认为拆迁货币补偿与案涉房屋分配系整体方案,与在册人口有关,他们应有份额。
房屋购买情况:2008 年某单位出具《经济适用住房配售通知书》,购房人为李玉兰,共同申请人为王宇文。同年 7 月 14 日,李玉兰与 F 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丰台区 A 室房屋,支付购房款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遗嘱情况:2020 年 10 月 16 日,李玉兰订立代书遗嘱,将涉案房屋由王宇文个人全部继承,有代书人高海涛、见证人秦文签字捺印,王宇文还提交服务合同及遗嘱录像证明遗嘱真实性。王宇慧、孙阳对遗嘱真实性无异议。
调查情况:王宇慧申请调取拆迁档案未查询到王宇峰相关协议。法院向 C 公司发函询问,C 公司回复拆迁档案已提交房管部门,目前只能提供部分材料,显示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形式为货币补偿,无王宇峰相关拆迁协议和案涉房屋经济适用房相关信息。
五、法院裁判结果
李玉兰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A 室房屋由王宇文继承。
六、律师视角剖析
(一)案件分析
遗嘱效力的精准论证:从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入手,详细阐述该代书遗嘱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日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同时,结合服务合同及遗嘱录像,充分证明遗嘱系李玉兰真实意思表示,有力论证了遗嘱的有效性。
房屋产权归属的合理推导:基于遗嘱有效的结论,深入分析房屋的购买过程,明确案涉房屋系李玉兰依法申购的经济适用房,其有权通过遗嘱形式指定由王宇文继承。针对王宇慧、孙阳关于房屋包含其份额的主张,从证据层面进行反驳,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宇峰享有拆迁权益以及该权益与案涉房屋的关联性,成功排除干扰,确定房屋产权归王宇文继承。
对被告观点的有力反驳:针对王宇慧、孙阳的答辩意见,仔细审查其提供的证据和理由。强调拆迁协议显示补偿形式为货币补偿,且无证据表明王宇峰在拆迁中有权益,案涉房屋是李玉兰通过申购程序购买,并非单纯因拆迁分配所得,有力反驳了被告的主张,保障了王宇文的合法权益。
(二)办案心得
法律知识的深度掌握与运用:在处理房屋继承纠纷案件时,要全面掌握遗产继承、遗嘱效力、经济适用房政策等相关法律规定。准确运用法律条文判断遗嘱效力、界定房屋产权和确定遗产范围,为案件分析和辩护提供坚实法律基础。
证据收集与分析的关键作用:重视证据收集,全面梳理家庭关系证明、拆迁协议、购房合同、遗嘱、录像等各类证据。通过对证据的细致分析,挖掘关键信息,如本案中遗嘱录像和服务合同对证明遗嘱真实性的关键作用。同时,敏锐捕捉对方证据漏洞,如王宇慧、孙阳主张缺乏证据支持,进行有力反驳。
庭审策略与沟通技巧:庭审过程中,制定合理的庭审策略至关重要。围绕遗嘱效力和房屋产权归属这两个核心争议焦点展开辩论,针对被告的观点和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注重与法官的沟通,以清晰、有条理的方式阐述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引导法官关注关键要点,提高庭审效果。
应对复杂家庭纠纷的能力:此类案件涉及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因素,在处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平衡。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尽量避免过度激化家庭矛盾,以专业和理性的态度解决纠纷,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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